乍看沈吕百，有着一种笑口常开的自在，他的秃顶和他的英文名字Philip(飞利浦灯泡)，叫人产生有趣的联想。

他并非天生的广告人，踏入广告圈，也曾想弃甲，也想遁逃，在风雨飘摇中随着台湾广告业「一步一脚印」，始终怀抱在挑战中成长，在偷学中实践。沈吕百是个有光，有热，有活力的广告人。

沈吕百，称得上是全方位的传播人，如果只将他定位在广告人，未免狭隘，和他合作过的人，几乎都很难忘记他的「全心投入」，包括我这次的采访工作。

一九五零年生于香港，六岁来到台湾，自谓「不会说广东话，却爱吃广东炒面」。

进入文化大学法律系一年后，决心做个有法律意识的记者，便钻进图书馆，自修苦读新闻系的相关课程。

因缘际会在中国邮报(China Post)的杂志部门打工，虽未考上研究所、市法官、初步入社会，倒也算是和自己的志趣不谋而合。

退伍之后，沈吕百正式进入广告节，在当年号称「台湾广告学校」国华广告公司的训练下，由一张白纸的懵懂，被塑造成「台湾电通人」。

这段历程，正是台湾广告业蓬勃发展的起点，国华公司负责人徐炳棠鉴于「人才流失造成公司进步的阻力」，为强化经营体质、组织阵容，便于日本电通广告公司合作，交流；当时的成效不仅是业绩迅速上窜，更汇集了四方人才。

当今台湾广告圈各擅胜场的人物，都以曾身为「国华人」自豪，如赖东明，郭承丰、陈和协、宋秩铭、郑国忠、叶雪元、梁开明、叶锡祥、谢屏瀚等人。

回顾过往，沈吕百对当时配合的制作公司，在有限的资源下，为了追求品质，为了求好，兼顾实验精神、客户利益的态度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感佩不已。

在国华八年(一九七五 ~ 一九八三年)，对沈吕百自是意义重大。

英泰广告公司总经理陈和协是他至今感念不忘的「教父(教导的师父)」，华得广告公司的董事长梁开明则是对他要求甚高，使他不敢松懈的「大哥」。

陈和协不免「爱之深、责之切」地形容：「沈吕百是聪明的广告人，思考、行事具备了鳄鱼精神的死咬不放，他的拼劲、敢冲，扮演闯将的角色，令人佩服，偶尔又像只跳蚤，跳得勤、跳得快，又跳得远，常使共事合作的人瞠乎其后。」

因着陈和协的识人之明，造就了他学习经营的空间，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沈吕百选择了广告，也充分了解必须严谨、努力地工作先做好「人」，再做广告人；而今青出于蓝，始终得到亦师亦父的陈和协给予肯定的掌声。

梁开明受师父之托，经常「调教」他，在沈吕百「走错路」时，及时抓回来。

「沈吕百追求丰富多变的人生，对人、事、物充满感情，经常受人之托，自然外务庞杂，也因此招致困惑。」梁开明常无法捉摸，也有笑称他那种「不协调的冲动」正是他内心深层的特质。

一九八三年梁开明、叶雪元、蔡裕宏与沈吕百等人合伙创业，成立「华得」广告公司。

 一九九零年因客户冲突，沈吕百再与张百清联手开创，「智得沟通」广告公司，独立经营。
由企划人迈入经营者，他自认是创意十足的「老板」，但他坚持自己是个服务的角色。

在二百坪的办公室环境中，工作人员不超过四十人，年营业额约为新台币二亿八千万元。沈吕百的经营观点和手法与众不同。

在「智得」，员工有生日假，目的是能独处或多些时间和家人团聚(唯连假日不补)：员工服务满三年，有二十一天充电日，强迫出国进修，但没有缴心得报告的压力；首创出国吃尾牙，到香港坐渡船到长洲，不仅有独特风味，更让员工有一份惊喜。

在「智得」，为强调沟通的效益，内部没有签呈、通达的形式；为使经营节约不浪费，特别重视环保，纸张、冷气、电源的消耗都有独门功夫。

谈到广告专业，沈吕百半自得、半嘲讽地形容：「我是很不创意的创意人。」

「我是从创意人变成企划人，也是少数创意人中，也兼做业务、品管的角色。」

他特别强调，二十年来孜孜从事缴出的成绩单是：「有让人记住的商品，却没有使人记住的广告。」

受他推崇的广告创意人孙大伟的说法是：「沈吕百的广告创意不多，但是他的广告策略很棒。」
老友叶锡祥则如是说：「创意是肉粽，沈吕百是条绳子，他把一个个有料的肉粽绑紧，一串串提起来，自然能卖出好价钱。」

或许正是「好商品」碰上了「沈吕百」，也印证了好人才碰上好客户，激荡出不灭的火花。
在沈吕百的心目中，广告是做生意的工具，创意是增加广告的效益：「好广告应该是：让客户感觉——爽，让竞争者感觉——干，而消费者感觉——乐。」

沈吕百的说法或许不免粗俗，却是一针见血，也可以充分看出台湾人的真性情。

他也直言不讳，自己做创意犹如「自动贩卖机」，近年来以对观摩国外广告影片兴趣缺缺，原因是看多了，难免会受影响，再怎么做都觉得像是抄袭；有时候甚至还觉得满无趣的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努力的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