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靳叔一席话，获益良多。认识靳埭强先生起码十多年，虽然在不同场合有交往，甚至共同为一些公职委员会服务，但从未有机会敞开灵魂，促膝而谈。这位一代设计宗师竟是极为感性、无所不谈的话匣子。靳叔俨如一本设计掌故活字典，是香港设计发展史百科全书，对广告与设计之间的关系、历史、渊源，娓娓道来。他爱思考，有自己一套哲学：设计源于生活，艺术得自心源。数十年，靳埭强三个字，与设计、艺术、教育三件事结下不解缘。
伦：靳叔，龙吟榜每期人物专访，都是一些广告创作人，至尽都未尝访问过纯设计的创作人，很想与你探讨一下广告与设计之间的关系。在香港，广告和设计是分家的。
靳：(急急纠正)本来是分的。以往统称「商业美术」！
伦：何时的事？
靳：这是五、六十年代的事了，那时Henry Steiner(石汉瑞，香港设计鼻祖)刚登陆香港。其实「商业美术」在国外发展历史悠久，工业革命除了带来产品的革命，还带来了graphic design(平面设计)。在国外，有规模庞大的广告公司，而规模庞大的跨国设计公司也很早就出来了。例如Pentagram，行伙伴制，组织庞大，殿堂级设计师云集；又例如由设计演变至企业形象的Walter Landor，相信也不必多介绍。
设计与生活是息息相关，设计作为一个行业，渐成气候，广告公司需要设计师，也有in-house(企业内置)广告部，甚至杂志书版设计、包装设计、橱窗设计等等，发展比较清晰。
伦：六十年代的广告设计不分家，发展到七、八十年代又如何？
靳：七十年代开始，到八十年代已壁垒分明。七十年代初已经有数家专业设计公司出现，如恒美商业设计(Graphic Atelier， DDB恒美广告前身)。
伦：这时期你已经投身设计行列了？
靳：对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日资玉屋百货公司任设计员，事无大小都要做，由意念至执行，幸好老板很放手，自由度很大，甚有发挥。在玉屋做了一年。后来加入恒美商业设计，一做七年。
伦：可否一谈你学习设计和入行的经历？
靳：我的基础是平面设计。当时我念的是中大校外进修部两年制文凭课程，理工、甚至工专都尚未成立。
祖籍番禺的靳埭强选读设计是很偶然的，缘分、无心插柳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靳叔从小就喜欢艺术，祖父是位设计师，在番禺做庭园设计，如泥塑、灰塑、浮雕、石山、壁画等。
随祖父在故乡生活十年，跟他画画、刻图章，对艺术的喜爱自此而起；后来到香港，与当裁缝的父亲伎俩，家贫辍学。15岁当上裁缝学徒，一做十年。
靳：我比较沉稳，没有想太多，那个年头，谋生有一技之长，总是好的，没有人说艺术可以当饭吃，我也心无旁骛，当时一般香港人，工余赌赌马、搓搓麻将，我总觉得不是味儿，开始看很多书，思考了很多，发发白日梦，写写日记、杂文，是个文艺青年。
我问自己，既然喜欢艺术，为何不当画家？于是就跑去跟伯父靳微天学了两年水彩、素描等基础功，那时也很苦，当裁缝工作时间长，只有星期日有半天假期，都用来上美术班，对艺术的兴趣，再一次被唤起；又嫌学得不够，于是跑去看画展，看到王无邪的展览，深深被打动。
王无邪在中大校外进修部策划的课程开班，大学课程是我造梦也不敢想象的，我在广州只念到初中二，但当时我只一心想报读王无邪的课程，也不管是教什么，是设计吗？机缘巧合，就学了设计。
伦：设计是学什么？
靳：很全面。留学德国的钟培正是我设计启蒙老师之一，我们的师资都是大师级。如黄沾，他讲创意、文案、策划，上他的课，娱乐性丰富，又讲历史，又有典故，还有粗口供应。
我们也要学公关！是香港公关始祖郑郁郎教的，郑公每一课都邀请客座讲师，如中文运用请来了潘小盘，当年他已教授危机管理，十分管用。
其它知名的讲师，还有教草图的陈兆棠(陈庆祥、陈祯祥长兄)，当时他仍是格兰广告的美术总监，无限电视开台，陈兆棠带了两位设计师—施养德和徐榕生加入无线，成立美术部，甚为成功，这是后来的事了。设计学了三个月后，我就转行了。
伦：转做百货公司的窗橱设计？
靳：对。是同学吕立动介绍的。我也很大挣扎，放弃干了十年的洋服工作，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抉择是对似乎错。父亲觉得我已长大，就随我的。而我也利用工余时间学习，每天晚上都找科目上课，两年把整个设计课程念完。课程念了一年，就被钟培正赏识，请我加入他开的恒美商业设计。
伦：回想当时转行时的感受如何？
靳：当时很喜欢上那些课，最强烈的感觉是「钟意」(喜爱)，做这份工，觉得好玩，「钟意」。
伦：怎样「钟意」？
靳：以前做裁缝时，天天很刻板地根据尺寸去剪裁，样板式，无从发挥想象力。做窗橱设计，没有必要依循的规矩，只要在限定时间内，与同事一起，把自己的想法完成。那是一个过程，当然也不是易事，资源短缺、设备不足、要干粗活、胜在有问题要自己解决，完成后出来的是一件作品，自己很「钟意」，又会有人欣赏。这与我自己喜爱的美术很接近。
靳埭强初学艺术时，不太了解何为设计，尤其抗拒「商业美术」，这名词毫不清高；可幸当时拍挡都是年青人，又志同道合，前途吗？随缘吧！有得发挥，又有满足感，薪水不高，比当裁缝更低，也不计较。被老师邀过档，也不是甘辞后币，而是因为可进入正统设计公司，追随老师学习，专业一些，全面一些，不用只对着橱窗了。当时香港仍未对设计作出肯定，行业也正在摸索，老板也在生意上摸索，钟培正是学设计，善于辨别好坏。当然靳叔潜质优厚，受老板赏识、重用、当时的训练已经是思考为主，技巧次之。
伦：其实你走过六十年代，七十年代，八十年代，九十年代，到二十一世纪，你见证了很多不同的设计潮流……
靳：香港刚刚起步吗，经济刚刚发展，刚刚同步，我也刚刚开始做设计工作。
伦：有没有深刻的体会？如何定位每一个年代，各年代有没有什么大趋势？
靳：六十年代是萌芽期，主要受Bauhaus影响，王无邪平面设计教育的基础，就是由此而来，钟培正也是留学德国，很Bauhaus的；我们那个时代，很喜欢现代艺术、视觉艺术。我在学习时期，崇尚西化、是基础训练，所以做设计，就能做到一些似摸似样的东西，与以前的落后大大不同。当时的成功是基于一种剧变。
到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开始思考这是否正确，是否最有代表性；我学书体(字体、typography)12节中，只有两节是中文书体，香港是殖民地，一切以英文为主，究竟这是否正确？到自己教学，认真思考如何传授中文书体技巧；于是自己开始作资料搜集，在策划这些基本设计课程时，我也要把它改变过来，加入一些本地文化的元素。
原来本地化风格最早于七十年代已开始！
造成气候也是当代设计师喜欢参加比赛，靳叔很骄傲他还未毕业就已获奖无数，真是「盲拳打死老师傅」，所以很快就打出名堂。
除了出名，比赛目的在于锻炼，在于自我要求，超越他人。
参加国际性比赛，带来大体会，不是得奖心得，而是本身文化的反思。
自己的作品已经和大师级看来差不多，表面上已经追得很贴近，为何总无人欣赏？
痛定思痛，自己反思，体会到自己的市场、文化有别与外国，应有属于自己的特质。
所以，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年间，香港一群心态接近的设计人，不约而同在本土文化寻找出路，形成一股趋势，很中国、很东方风格的作品陆陆续续出现；也开始受到国外注目，也开始赢得国际奖项。
靳叔领悟到，创意，不是沿用别人的方式。不过他自谦地说香港风格不是全由他创，石汉瑞早于六十年代登陆香港，喜爱这里的一事一物，融入设计，此类风格的作品颇多。加上当时本土青年设计师也循这一方向走，香港风格就形成了。
伦：由六十年代走到今天，设计经过一段发光发热的年代，可否比较一下设计和广告在这时期的发展？
靳：广告尚未有这么大的本土化发展，本土设计公司风头一时无关；反观七十年代的广告界，是跨国公司的天下，美术指导仍是由外国人掌舵。不是说没有华人锐意于广告发展，例如谢宏中创办恒美广告，还有黄沾等，但始终是少。以我自己来说，在恒美广告，涉猎广告两年，但始终自己是平面设计背景，对广告的研究不深，也不是自己最爱，所以后来专攻设计。我有一些助手选择留在广告发展，成就也不凡。
话说回来，广告的发展，虽没有设计那么凌厉，其实已经开始启动，而广告与设计也看着不可分割的互动，有一班介乎广告与设计之间的人，如施养德的LTZ，标榜是广告公司，但工作是设计为主，直至与友人创办People(精英广告Grey的前身)才正式全身投入广告；后期如陈幼坚，他是「大一」(设计学校)的第一批学员，也先是广告人，在堂皇广告当美指，后来才专攻设计；又如蔡启仁，也是我「大一」的学生，也是在广告做过一阵子，他在Young Nichol(DDB前身)。广告的本土化推动，早期借助于设计的力量也不小。
伦：听你道来，设计的步伐比较快，早于广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。
靳：设计的定位早于八十年代已经成形，国际间很受注目，七十年代只有一个石汉瑞为代表，八十年代人才辈出，在国际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
广告多是翻译，不是原创。
4A广告创意奖始于1984，设计师会早于1975年已举办第一届Annual Show(年奖)，虽然以设计为主，但也有广告类别，广告公司的美指都有参赛。
伦：八十年代设计大放异彩，到九十年代又如何？
靳：发展得很好，九七前经济意想不到地膨胀，跨国的设计公司纷纷加入竞争，压力很大。但竞争是好事，刺激水准，促使本地设计师更专业。行业不停在变，我自己、公司也不停在变。我们是在1976与同事张树燊一起创办SS Design(新思域设计)，就是现在公司的前身，1982年，张到纽约发展，公司改名为靳埭强设计，刘小糠正式成为业务伙伴，那时他已在公司八年，再改为靳与刘，那是1997年的事了。
伦：变化颇多，作业形式有改变吗？
靳：从一个由设计师带着几个助手的形式，进化到更全面更专业，我们不断激发自己例如到后来做很多大机构的CI(企业形象设计)，已不是商标那么简单，牵涉到市场学，品牌、包装、形象、产品策略、目标市场、销售点策略、陈列品，甚至室内装潢，完全与CI有关。
靳叔心系神州，中国作为一个市场、作为故乡、作为教育理想，都叫靳叔永不言休。九七前后，也见变化。
伦：中国作为一个市场，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？大吗？
靳：中国市场很重要，变化多端，每一个年代与我们的关系都不一样。七十年代，我们全沾不上边，只是在文化范围挖一些东西；改革开放后，我有机会恢复与中国的交往，1979一次与广州美术学院交流，我们的传播观点和教育理念对这学校起了巨大的冲击，更成为全国龙头学院；这也是我与中国设计圈四分之一世纪关系的起点，此后时有接触交流，差不多是见证了中国graphic design的发展。
伦：对你的作品和香港设计风气有无影响？
靳：透过学术交流，对自己把中国文化引融入设计的理念，更有信心，设计与我们中国人生活密切，觉得自己的路线是对。至于生意，初期根本没有，要到八十年代中，才慢慢现商机。由于一些早期与国营单位的接触，而导致后来
1980年设计中国银行标志的机缘，当时相当特殊，费用对他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，不可思议，国家级的商标设计，数十元而已(一笑)。真正有接中国客户的工作，要到九十年代才接轨，客户在进步，市场在进步，要求在进步，可以沟通了，如果自己愿意以比较特殊的态度去对待，是可以做的，生意是在九七前后比较多。
伦：何为特殊态度，是妥协吗？要作出很大的让步吗？
靳：你是说设计意念的让步？我从事商业设计，不称之为妥协，比较注重沟通，我也不是以设计师身份沟通，也不是设计后，到提案时才有交流。我的提案是一个过程，不是做一堆作品给客户选，中国客户也一样，从未觉得特别不同，特别困难。我们的客户算是棘手的，找得我们，要求一定高，这样我更喜欢；当然也有些客户很「放手」，但我也不因此而松懈。我虽然喜拿奖，得奖作品，是客观学术的评定，是商誉的「花红」，对整个本地行业的提升；但我最关心的倒是大众对作品的看法，最开心莫过于客户告诉我，用了我的设计，商品销量大增，是最鼓舞、满足的消息。
沦：90年代的你的客户当中，中国客户占多少？
靳：不多，不到一成。九七前，公司以服务本地市场为主。
伦：为何强调九七前，之后是否有变化？
靳：九气香港设计环境倒退。经济的倒退令竞争不健康，客户连公道地用设计、对设计师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：例如我坚持设计不应比稿，要比也应付提案费，这是一种有酬劳的服务；现在有些公司的设计项目，十家八家比稿是稀松平常的事，浪费设计资源甚大，当中只有一家公司能以费用填补比稿成本，九家完全亏耗。以前，我们面对中国大陆客户时，往往在价格和条件上都要作出一些妥协，但九工后，差距愈来愈少，现在已不算是妥协了。例如我坚持订合约时就要收订金，他们很不习惯，说我不喜欢怎么办，我说订金是rejection fee(退稿费)呀，好，妥协吧，我们把订金由70%减至50%，坦白说，现香港收不到70%，不就是倒退吗？
九七后，我中国客户占的比例增长了很多，公司长期有中国客户的项目在进行中，有时还不只一个，与以前相比，一年只有一、两个案子，大大不同。
伦：可否比较一下，现在为中国和香港客户提供的设计，有没有分别？
靳：中国企业越来越成熟，品牌意识越来越强，比较少单独个案如个别包装之类，比较多是品牌意识强烈的，如整体视觉系统；中国工业规模大，香港工业式微，有都是规模小，其他是代理；整体品牌视觉系统，不是没有，例如最近的屈臣氏，但真的很少了。
伦：你在深圳设立办事处，是否锐意中国发展？
靳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，我对中国有十分深的渊源、情结。
早于80年代，我已在思考，我来自中国，香港是我第二故乡，在这里做设计工作，这片土地把我培养出来，我香港设计师的身份，是肯定的；后来香港有信心危机，很多人移民，离弃香港，但我比1982年中英联合声名更早已声明不会离开香港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的作品属于我个人之外，是属于香港、中国、然后我才伸延至亚洲、世界。我早已立定主意，也令我早于其他人与中国交流，当时我的作品为中国带来的震荡、影响、他们的赞叹、推崇、让我深深感受到国家需要我。
撇开生意不谈，意识上我是中国设计师，服务中国市场是理所当然，我的心早已打开，全面投入，只差时机而已。
80年代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志，也为90年代初中国银行全面CI项目铺好路，规划全中国的门面，到香港九七后要上市，香港的分行才请我规划沿用中国的系统。
门打开了，之后全面投入是理所当然，在深圳办事处是顺理成章了。在服务上，香港遥距总有掣肘，如帐务等问题，加上这是正正式式的投入，很明确的讯息。
在教育方面，靳叔数十年来，作育英才、薪火相传，不遗余力。
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，「大一」设计学院，是靳埭强先生和吕立动与五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创办，他还是第一任副校长。
其后创办「正形」设计学院，就较广为人知。在中、港、台各学术机构演讲、授课、著书立说，传授经验心得，更不在话下。
教育，是靳叔永不言休的使命。
伦：你近年花很多时间从事教育工作。
靳：不是近年，是一直以来的事，我做了三年设计就已经投入教学了，开过设计学校「大一」、「正形」……「正形」二十年了，发展很好；在大陆，我不能不关心教育，这是身份的可定，我可能比较自大，我想我的作用不仅是当一个好的设计师，搞好自己的设计公司，在国际间出名；我是心系整个行业，很自豪香港设计被世界肯定，除日本外，香港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毋庸置疑，今日，我不满足于这成就只属香港，中国绝对有条件成为新世纪世界的新力量。
伦：是基于什么因素？
靳：是社会，经济的力量，反之，我不认为是个别的人，七、八十年代没有靳埭强又会有别个出现，香港设计一样蓬勃发展。
伦：你很强调客观条件可以造就成功人物。
靳：无论是谁，21世纪中国一定有很有分量的东西出来，除非经济走回头路。正因自己关心，全心全意的付出，也得到响应的反刍，尊重，这不是国家政策，而是潮流大势，这影响更重要。年青人、设计学生，他们有很大的渴求，为何不满足他们？
伦：你花多少时间在教育？
靳：很多，起码三分之一，这包括写书，演讲，我已出版了十多套书，我的设计丛书已出了六册，分门别类，各有架构，理论基础，执行细节；海报设计一册基本上就是平面设计教科书。
伦：你看和分析事情，很学术，是天生教育家。
靳：不敢当，王无邪才是。我有两个老师：一个是王无邪，一个是我的水墨画老师吕寿琨。在他们身上，我学到不只是设计、创意，而是逻辑思考，启发我以同样态度对待每一课题，也帮助我启发别人，引导分析。
靳埭强先生是众人偶像，问大师可有偶像？
靳：偶像多的是 。就学时期涉猎欧美、日本大师作品，对Paul Rand尤为推崇，他是耶鲁大学平面设计教授，很多经典商标都出自他手笔，如IBM、Westinghouse，他的海报、书体，简洁、观念性特强，艺术性特高，影响着一世代的美国设计潮流，如Pushpin Studio，他也影响着我早期的设计风格。此外美国西岸的Saul Bass也是我的偶像之一，很多经典电影海报、片头都是他的作品，如「梦断城西」。
另外我也喜欢日本设计，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，结合现代化的graphic design，例如与Paul Rand齐名的东方巨匠龟仓雄策，二者卒于同一年，二者都是我偶像。
遥记当年访美，透过文化部约见Paul Rand，但终于缘悭一面；直至很多很多年后，我出席一国际论坛作演讲嘉宾，另一项目是东西方巨匠Paul Rand与龟仓对话，得以认识二人。之后与Paul Rand时有通信。
龟仓是第一代Bauhaus风格的日本设计师，我也访问过他，他晚年编
了二十册Creation也收录了我的作品，我是唯一被推介的香港人，中国籍的设计师。
当然不得不提刚殁(2002年初)的田中一光，他的汉字字体的设计运用成就很高。另外一位好朋友杉蒲康平，他是书籍设计的高人，热爱亚洲文化，每次讨论都会被他问到一些中国文化的冷门问题。
还有尚在生的永井一正，已七、八十岁了，已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，但他竟能完全摈弃，另创新风格，更强更劲，年年有新作，令人佩服。
田中、龟仓，在去世之年都有新作。看到这些大师，令我感到设计是长寿的工作，愈老可以愈辣。
我是不会言退休的。
伦：很多设计大师都是上了年纪，广告则绝无仅有；中外都有一些风光一时的创作人，但整个架构不会让你创作到老，自自然然要做所谓「行政」工作，这已是幸运的一群，不幸的，早已被淘汰，年青的看不起年长的一代。
靳：可能是广告一定要紧贴潮流，老的一辈已失去触觉。在日本设计界这情形也常见，三十来岁的设计师冒起而成大师，横尾忠侧廿多岁就有宣布自己死亡的惊人之举，很奇特的一个人。广告界也有偶像级人物，例如Bill Bernbach。数「猛人」都是老一辈为多。
大师对抄袭成风，痛心疾首。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只求形似，神采欠奉的设计，更深恶痛绝。
靳：说到潮流，有大趋势是自然的事，但一窝蜂、抄袭成风，是大问题。世界到了地球村的地步，一言一体，就很沉闷了，我不是反对一体化的沟通概念，但世界应多元，复式、多文化，每一个设计师有自己的背景，做自己的东西，发酵形成一个丰富的大文化。今天不同了，工具是一台电脑，无思考，做出雷同的东西，我信奉设计的基准是求异不求同，所以每一个设计方案是不会一样的，我有自己总的方向，总的风格，但也是挖掘每个客户的文化，特质而成灵感源泉，反馈于设计，有些设计师是一套方案用到底，例如字体解构，本由Cussons始创，他重视原创，坚持意念，一众设计师不求甚解，不理对错，没有概念，没有创意、一窝蜂使用，只因流行，只学表面。
伦：有什么解救？
靳：教育就很重要，教学生要学什么，怎么做，什么重要，不要重形式、重科技、重发掘个人性格，个人感觉，要寻求touch，讲心灵。
机缘、偶遇，命运的安排，生得逢时，走过了设计的黄金年代，从无到有。
靳：我其实很庆幸活在这黄金年代。刚好战后，由贫穷开始，虽不至富裕，但也发展到小康；中国也从混乱演变到安定，有很大的潜质成为极繁荣的时代，这是大环境。在个人层面，自己又刚好对此有兴趣而进修，在此时，在香港这么公平的社会发展。上世纪是全世界graphic design历史上的黄金世纪，本世纪能否超越是未知数，过去100年是最黄金，由1919年Bauhaus创立，大量令人惊讶的作品涌现，战后发扬光大。我虽起步晚，但急起直追，冲上去，在世界上能登上殿堂，与其他大师108名好汉齐名，是难得的。
伦：靳叔，假若你不是遇上设计的浪，你也会在别的领域，发热发光。
靳：可能吧。在低潮时，我是能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。
这令我想起一段往事，年少时曾单恋一位女孩子，很投契，过了一段日子，终于要开口示爱，却遭拒绝，但她竟对我说，她一生中有两个重要人物，一个是母亲，另一个是我，何解？她说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，与普通年青人不同，她说她不配。当时我尚未做设计，但同辈的人都已看到我他日成就不凡。
在香港要醉容易清醒难。
靳叔年青时体弱多病，病榻中常思考，竟然想到假若生命终结会如何，没有个世界留下什么，人生有何意义？贝多芬遗留了音乐给世界，是英雄，自己是否要做个绘画英雄？这是到今天都在问的问题，演讲时，他常以「创造就是人生的意义」作结，但，是吗？人生真的要为世界留下什么吗？无为又有何不妥？不停地想，不停地问。
感性的大师不停地想，不停地问。
永不言休，永不言退。
伦洁莹
广告人，喜舞文弄墨，性好艺术，自幼习画，深深钦佩香港当代艺术家，对近代新水墨运动推崇备至。
广告生涯廿多年中，曾从事创作、策划、营运以至集大成之品牌创建工作，接触面及线上、线下、网上、网下，足迹遍中港台。她深信人应回馈社会，故身兼多项公众服务公职，也曾是最多产的公益广告人之一，她坚信知识转移可带来进步，对教育的投入不遗余力。伦洁莹曾任职于香港李奥贝纳、台湾李奥贝纳、香港麦肯、台湾灵智，科网热期间转投女性网站miclub.com，回归广告后任Amold亚太区品牌创建总监至今。